“到了醫院，醫生很快把他從我們身邊帶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我的兒子，他就那樣孤單地死去了，我們沒和他道別，現在只留下他的衣柜和熱帶魚……”

小說《復仇女神》中一位父親斷斷續續的囈語所描述的悲痛與分離，真實而頻繁地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北美、歐洲等地。

悲劇的源頭是一種會引發脊髓灰質炎的病毒。成千上萬名嬰童起初出現不明原因的發燒、炎癥，隨后突如其來地無法自主呼吸、癱瘓，甚至死亡。據記載，1916年6月17日，紐約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那一年，紐約脊髓灰質炎患者多達9000多人，死亡2343例。而1952年暴發了迄今為止疫情最嚴重的脊髓灰質炎大流行，僅美國報告的病例就有57628例之多。

尋蹤，上千年前的“零號病人”

誰是第一個感染了脊髓灰質炎病毒的“零號病人”?

一幅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時期(公元前1403年—公元前1365年)的石版畫，描繪了一個右腿肌肉萎縮的人，它被視為是最早反映小兒麻痹病態的可考證文獻。

《黃帝內經》中有載：五臟有熱，可使人病痿，蓋熾熱于內，形痿于外。

人們知道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存在才短短百年，而脊髓灰質炎病毒卻如幽靈般伴隨人類社會的演變。年代的久遠，讓脊髓灰質炎病毒零號感染者的追尋毫無意義。但在人類社會的局部，要么因為未知帶來的懼怕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要么因為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人們會為了誰是帶來它的“零號病人”而互相歸罪，甚至大打出手。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晞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流行病肆虐，包括傷寒、天花、小兒麻痹、猩紅熱在內的傳染病，由一國傳到一國，很快就在歐洲蔓延開來。

國與國之間為此開戰、相互埋怨。在民間，謠言四起。女巫、猶太人、孩童……凡是被認為與眾不同的群體，隨時可能因為一個謠言引發眾怒，被當眾歸罪。

愚昧，讓流言四起、讓定罪恣意。病毒的陰霾籠罩著彼時的歐洲大陸，與此同時，人類的愚昧無知讓災禍如病毒般蔓延。

畫圓，百年苦覓病因

最初，人們根本無從把突如其來的肌肉麻痹、肢體癱瘓這些具象的、機械化的癥狀與一種細小的微生物聯系起來，這也是為什么脊髓灰質炎有另一個名字：小兒麻痹癥。

小兒麻痹癥曾一度被認為有先天和后天之分，有世俗觀點認為孩子患有小兒麻痹癥是胚胎孕育時出了問題，甚至歸結為神鬼之說，以致一代代小兒麻痹癥患者成年后為結婚生育的權利曾爭辯了近半個世紀之久。

時間回溯到20世紀之前，俄國病理學家伊萬諾夫斯基還沒發現病毒，人們對這種通過光學顯微鏡無法看到的微生物一無所知。這種疾病在那個時候被稱為牙齒麻痹、清晨麻痹等，與病毒沒有“半毛錢”關系。

直到1908年，在Virus(病毒)這一概念被接受10年后，奧地利裔醫生蘭茨泰納和波普爾才從死亡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組織中獲得樣本，并通過接種猴子，進而分離出病毒，最終將癱瘓、麻痹與病毒關聯起來，在病因的尋找上畫了一個閉環的“圓”。

攜手，北約、華約同為健康之約

1921年夏天，一名38歲的壯年男子潛入水中，無意中感染脊灰病毒，從臀部開始癱瘓……他就是后來當選為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他的感染和發病帶來了恐慌，但長期看卻吹響了作戰“集結號”。1935年的美國公共健康協會大會上，兩組科研人員報告了他們進行的脊髓灰質炎疫苗試驗。多個科研團隊開始研究疫苗。

1955年4月12日，《美國雜志》用整版報道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索爾克的疫苗有效了!》

1947年，美國學者喬納斯·索爾克組建了一個3人研究團隊，共同攻克小兒麻痹癥難題。和當時大多數研究脊髓灰質炎用減毒活疫苗的科研人員不同，索爾克使用滅活病毒做疫苗。

1952年，索爾克的疫苗得以在180萬兒童身上進行了試驗，試驗結果公布的第二天，全美數百萬兒童就接受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接種。

與索爾克同步開展研發的阿爾伯特·布魯斯·薩賓則堅持：只有活的病毒進入人體后才能讓接種疫苗者得到免疫力。

然而，薩賓的“活”疫苗晚了一小步，有了索爾克的疫苗，政府也不再繼續支持，他只能去其他國家尋求合作。

疫病不政治，科學無國界。脊髓灰質炎減毒疫苗的研發跨越了當時政治軍事的兩大陣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1959年，在蘇聯的支持下，薩賓完成了一場100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臨床試驗，驗證了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

方舟，帶領數十億人遠離脊灰

20世紀50年代，脊灰疫情也在中國各地時有發生。即使天氣悶熱，各家各戶也會讓小孩待在家里。彼時，國內流行的是3種脊灰病毒中的哪一種類型尚未確定，病原學、血清學研究幾乎為零。1957年，中國科學家顧方舟帶領團隊從12個城市的患者糞便中分離出脊灰病毒，確定了國內流行的脊灰病毒類型。

1959年，顧方舟受命前往蘇聯學習脊灰病毒疫苗研制方法和生產工藝。顧方舟以科學家的膽識和理性判斷，為全中國人民做出了選擇。他向當時的衛生部寫信建議，選擇未被證明安全、沒有成熟生產工藝的減毒活疫苗，并親自把毒種從蘇聯帶回國。

1959年12月，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經當時的衛生部批準成立，顧方舟擔任組長。疫苗研發從零開始，團隊克服物資短缺、環境艱苦的困難，終于獲得疫苗小樣。隨著疫苗臨床試驗開始，誰第一批服用成為問題。

冒著可能癱瘓的危險，顧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實驗室的其他人也跟著加入試驗。

疫苗對大人無害，對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顧方舟的口述回憶史中記載：“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讓別人去吃，這不大仗義。”

隨著疫苗研發的推進，200萬名兒童服用疫苗后的流行病學數據表明，上海、天津和青島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國產疫苗安全、有效。

在顧方舟主導的脊灰免疫策略中，全中國的孩子一個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達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遠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貴州深山的孩子都要無一例外地進入防護屏障。為了便于接種，顧方舟開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他研發的脊灰疫苗“糖丸”，使中國進入無脊髓灰質炎時代。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西太平洋地區已經消滅脊髓灰質炎，這與有著十幾億人口的中國用脊灰疫苗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密不可分。

周旋，警惕詭譎病毒死灰復燃

滅絕、末日、終結……

自1994年4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小兒麻痹癥即脊髓灰質炎基本絕跡以來，大量報道用類似的詞匯來總結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命運歸處。

然而，事與愿違，脊髓灰質炎始終沒有成為為數不多的被消滅的傳染病之一。

2000年的佛得角、近幾年的巴基斯坦、2018年的阿富汗都報告了脊髓灰質炎病例。《科學》也撰文報道在巴基斯坦的環境中發現了該病毒。

這個與人類周旋了3000多年的病毒會否死灰復燃?

對于病毒本身而言，它綿延幾千年不絕的一個秘訣在于，90%以上攜帶者是隱秘的，這些隱秘感染者沒有任何癥狀，卻為病毒提供了秘密棲息地，使其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時機卷土重來。

而對于人類來說，謠言也能助長它的死灰復燃。例如“疫苗導致自閉癥”的謠言被一些宗教組織利用。有評論認為，尼日利亞的小兒麻痹癥之所以在絕跡兩年之后又在2016年重現，與該國極端組織造謠稱脊髓灰質炎疫苗是要讓非洲人絕育有關。

面對古老的病毒，人類應時刻謹記：

對于人間的悲劇和紛爭，病毒“隱秘”地冷眼旁觀。

對于環境的變化和遷移，病毒“隱秘”地見縫插針。

1955年4月12日，《美國雜志》用整版報道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索爾克的疫苗有效了!》

1947年，美國學者喬納斯·索爾克組建了一個3人研究團隊，共同攻克小兒麻痹癥難題。和當時大多數研究脊髓灰質炎用減毒活疫苗的科研人員不同，索爾克使用滅活病毒做疫苗。

1952年，索爾克的疫苗得以在180萬兒童身上進行了試驗，試驗結果公布的第二天，全美數百萬兒童就接受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接種。

與索爾克同步開展研發的阿爾伯特·布魯斯·薩賓則堅持：只有活的病毒進入人體后才能讓接種疫苗者得到免疫力。

然而，薩賓的“活”疫苗晚了一小步，有了索爾克的疫苗，政府也不再繼續支持，他只能去其他國家尋求合作。

疫病不政治，科學無國界。脊髓灰質炎減毒疫苗的研發跨越了當時政治軍事的兩大陣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1959年，在蘇聯的支持下，薩賓完成了一場1000萬人參加的大規模臨床試驗，驗證了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

方舟，帶領數十億人遠離脊灰

20世紀50年代，脊灰疫情也在中國各地時有發生。即使天氣悶熱，各家各戶也會讓小孩待在家里。彼時，國內流行的是3種脊灰病毒中的哪一種類型尚未確定，病原學、血清學研究幾乎為零。1957年，中國科學家顧方舟帶領團隊從12個城市的患者糞便中分離出脊灰病毒，確定了國內流行的脊灰病毒類型。

1959年，顧方舟受命前往蘇聯學習脊灰病毒疫苗研制方法和生產工藝。顧方舟以科學家的膽識和理性判斷，為全中國人民做出了選擇。他向當時的衛生部寫信建議，選擇未被證明安全、沒有成熟生產工藝的減毒活疫苗，并親自把毒種從蘇聯帶回國。

1959年12月，脊灰活疫苗研究協作組經當時的衛生部批準成立，顧方舟擔任組長。疫苗研發從零開始，團隊克服物資短缺、環境艱苦的困難，終于獲得疫苗小樣。隨著疫苗臨床試驗開始，誰第一批服用成為問題。

冒著可能癱瘓的危險，顧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實驗室的其他人也跟著加入試驗。

疫苗對大人無害，對孩子的安全性又如何呢?顧方舟的口述回憶史中記載：“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讓別人去吃，這不大仗義。”

隨著疫苗研發的推進，200萬名兒童服用疫苗后的流行病學數據表明，上海、天津和青島的流行高峰基本消失，國產疫苗安全、有效。

在顧方舟主導的脊灰免疫策略中，全中國的孩子一個也不能少。疫苗口服率要達到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遠在西藏高原、新疆大漠、貴州深山的孩子都要無一例外地進入防護屏障。為了便于接種，顧方舟開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他研發的脊灰疫苗“糖丸”，使中國進入無脊髓灰質炎時代。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西太平洋地區已經消滅脊髓灰質炎，這與有著十幾億人口的中國用脊灰疫苗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密不可分。

周旋，警惕詭譎病毒死灰復燃

滅絕、末日、終結……

自1994年4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小兒麻痹癥即脊髓灰質炎基本絕跡以來，大量報道用類似的詞匯來總結脊髓灰質炎病毒的命運歸處。

然而，事與愿違，脊髓灰質炎始終沒有成為為數不多的被消滅的傳染病之一。

2000年的佛得角、近幾年的巴基斯坦、2018年的阿富汗都報告了脊髓灰質炎病例。《科學》也撰文報道在巴基斯坦的環境中發現了該病毒。

這個與人類周旋了3000多年的病毒會否死灰復燃?

對于病毒本身而言，它綿延幾千年不絕的一個秘訣在于，90%以上攜帶者是隱秘的，這些隱秘感染者沒有任何癥狀，卻為病毒提供了秘密棲息地，使其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時機卷土重來。

而對于人類來說，謠言也能助長它的死灰復燃。例如“疫苗導致自閉癥”的謠言被一些宗教組織利用。有評論認為，尼日利亞的小兒麻痹癥之所以在絕跡兩年之后又在2016年重現，與該國極端組織造謠稱脊髓灰質炎疫苗是要讓非洲人絕育有關。

面對古老的病毒，人類應時刻謹記：

對于人間的悲劇和紛爭，病毒“隱秘”地冷眼旁觀。

對于環境的變化和遷移，病毒“隱秘”地見縫插針。

關鍵詞： 小兒麻痹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