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優秀的醫學人才是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根基工作。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加快醫學教育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對優化醫學學科專業結構、推進醫學與多學科深度交叉融合、提升醫學人才培養質量和醫學科研創新能力等方面做出全面部署。

在諸多改革新舉措下，缺醫生、“唯論文論”……這些長期困擾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的痼疾能否被破解?

扭轉“重治輕防” 全科醫生和公衛人才成為重點

我國現有30多萬名全科醫生，11.5萬名公共衛生醫師。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下，基層醫療衛生防治能力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顯現人才“短板”。

“這暴露出醫學人才培養中的一些結構性問題。”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中國醫師培訓學院執行院長齊學進說，當前醫學教育領域普遍存在“重治輕防”的現象，尚未完成從以治病為中心向以健康為中心的轉變，迫切需要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整體性、系統性、協調性推進醫學教育創新發展。

作為分級診療中擔任基層首診的主力軍，全科醫生培養從2011年起步，已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全科規范化培訓體系。公共衛生人才培養則至今未建立系統化和規范化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體系。

意見提出，加大全科醫學人才培養力度;加快高水平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專家指出，前者著眼于“力度”，后者著眼于“體系”，反映出改革舉措的問題導向，兼顧近期和長遠發展目標。

例如，意見提出，3年內推動醫學院校普遍成立全科醫學教學組織機構，加強面向全體醫學生的全科醫學教育等。中國醫師協會全科醫師分會會長杜雪平認為這很有必要，“不能讓基層的人在職能上醫防融合了，但教育和資質認定上卻還是分開的。創新發展應考慮培養一批既有臨床資質，也有公共衛生資質的基層醫生。”

對于公衛人才培養，意見提出，依托高水平大學布局建設一批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并強化預防醫學本科專業學生實踐能力培養，加強醫學院校與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醫院的醫教研合作，3年內建設30個左右公共衛生實訓示范基地等。

“預防為主、醫防結合，應首先從教育方面推動。”中國醫師協會公共衛生醫師分會常務委員、中國疾控中心研究生院副院長羅會明說，和臨床醫學一樣，公共衛生也是實踐性很強的專業。公共衛生核心能力需要經受實踐的檢驗評估，也必須在實踐中去培養、提高。從國家層面，盡快建立完善的公共衛生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現場流行病學培訓(CFETP)等實踐能力培訓是重要一環。

優化人才結構 大幅擴招兒科、麻醉等四類專業研究生

近年來，不少地方醫院缺少兒科、麻醉、感染、重癥等專科醫生的情況，引發了擔憂之聲。對此，意見提出，2020年臨床醫學博士專業學位授權單位均須設置麻醉、感染、重癥、兒科學科，大幅度擴大麻醉、感染、重癥、兒科研究生招生規模。

“對緊缺專業的研究生階段招生給予傾斜和鼓勵，是很好的思路。”全國醫學教育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北京大學醫學部副主任王維民說，從教育規律上看，醫學本科階段側重培養知識全面的通才，研究生階段才是培養專業人才的關鍵時期，只有讓學生在本科基礎厚、研究生專業精，才能對口培養出需要的專業人才。

“高層次復合型醫學人才”是意見對未來人才培養結構指出的一個新方向。意見對此提出，要推進基礎與臨床融通的整合式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改革，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支持八年制醫學專業畢業生進入博士后流動站。

王維民說，以前的醫學教育通常是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專業“各學各的”，缺乏整合，改革就是要把基礎與臨床融通，適當拉長培養時間，對多學科復合人才培養有好處，促進高端醫學人才臨床、科研“兩條腿走路”。

破除“唯論文”傾向 畢業后醫學教育制度迎來突破

我國已經形成醫學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三個有機銜接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疫情大考下，醫務人員實戰和掌握新技能的能力顯得尤為重要。

意見提出，深化住院醫師培訓和繼續醫學教育改革。特別是前者，意見做出非常細化的表述，例如，面向社會招收的培訓對象，在培訓合格當年在醫療機構就業，按應屆畢業生同等對待;住培合格的本科學歷臨床醫生，與碩士研究生同等對待。

“這些規定是臨床實踐導向在人事政策上的具體體現，是畢業后醫學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齊學進說，隨著改革措施的推進，將有力地扭轉醫學本科畢業生“重研究輕臨床、重學歷輕能力”的誤區，把我國的臨床醫師培訓路徑真正轉到以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為主的正確道路上來。

王維民說，“大國計、大民生、大學科、大專業”的新定位，將對醫學教育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作為教育工作者，很關心改革措施下一步的落地，希望能出臺更多執行性強的具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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