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10月25日因病去世，終年78歲。

這個曾掌控一家約占韓國兩成GDP的企業(yè)、被稱為韓國“經(jīng)濟總統(tǒng)”的人，他的離世對“三星帝國”的未來走向、對韓國的財閥制度改革意味著什么?

功過毀譽

李健熙1942年1月9日出身于大邱，在家里8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他早年畢業(yè)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后遠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攻讀工商管理碩士。

1987年，父親李秉喆去世，45歲的李健熙接過父親一手創(chuàng)辦的三星，成為第二代掌門人。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彼時，三星還只是一家生產供折扣店銷售的廉價電視機和次品微波爐的電子企業(yè)。

然而，就在李健熙掌舵的30多年時間里，三星實現(xiàn)史詩級飛躍。從一家本土公司升級為世界級企業(yè)，不僅在智能手機、電視機和芯片領域成為全球巨頭，其業(yè)務還涵蓋造船、壽險、建筑、酒店、游樂園運營等領域。

三星的“豹變”被歸結于李健熙的強烈危機感和改革魄力。剛接班時，三星在韓國的發(fā)展勢頭正健，但他在接受《福布斯》采訪時說，如果不進入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更高的行業(yè)，三星的生存可能會受到威脅。

他的銳意求變則體現(xiàn)在1993年為三星確立的發(fā)展戰(zhàn)略，即專注于質量取勝，而不是市場擴張。他還從海外引進人才，并提出“新管理層理念”，要求高管深入了解外國市場以及競爭之道。這種做法在當時的韓國企業(yè)界可謂絕無僅有，甚至遭到排斥。李健熙曾撂下一句“狠話”——“除了妻子和孩子，一切都要改變。”

但是，三星的“光輝”未能掩蓋李健熙的人生污點。他曾卷入多起案件并因此判刑，包括向前總統(tǒng)盧泰愚政治獻金、逃稅、涉嫌非法股票交易以便兒子繼承三星經(jīng)營權等，但是最后都被時任韓國總統(tǒng)赦免。

李健熙去世后，執(zhí)政黨共同民主黨黨首、前總理李洛淵在稱贊李健熙的領導能力以及三星成就的同時，也直言不諱地指出其留下的負面遺產。“他強化了以財閥為中心的經(jīng)濟結構，沒有承認工會，還留下了不透明的支配結構、逃稅、政商勾結等陰影。”

復旦大學朝鮮韓國研究中心教授方秀玉認為，韓國社會對李健熙的褒貶各有其立足點，評價李健熙必須結合韓國的發(fā)展以及韓國政治、經(jīng)濟結構，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客觀來說，三星為韓國的產業(yè)發(fā)展、國家興盛、國際地位提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三星在半導體領域已連續(xù)幾年位居世界第一。“外界能通過半導體、手機來理解韓國精神，三星都起到無形與有形的引領作用”，李健熙為此做出的貢獻應該獲得肯定。

轉型挑戰(zhàn)

李健熙身后留下龐大的“三星帝國”，隨著“李在镕時代”將拉開帷幕，三星未來走向也引發(fā)關注。

其一，領導層能否順利交接。

三星“太子”、副會長李在镕無疑將成為新掌門。事實上，自李健熙2014年因心臟病住院后的六年，李在镕已成為三星實際控制人。但是由于李在镕目前官司纏身，他能否順利“轉正”卻引發(fā)疑問。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早前卷入前總統(tǒng)樸槿惠的貪腐案件，之后又被指在2015年一宗并購交易中操控股價，這些事件為李在镕能否順利接管三星平添變數(shù)。

由于面臨高達10萬億韓元的遺產稅，外界猜測三星可能會通過重組內部結構或出售股權來為此“埋單”。

上海對外經(jīng)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認為，由于李在镕事實上已掌控三星，李健熙去世不太會沖擊企業(yè)的權力架構。至于企業(yè)經(jīng)營層面的影響，能預見的不確定性是財產繼承和企業(yè)股份劃分會否引起家族內斗，以及李在镕的官司如何判決，這些可能會影響三星的未來經(jīng)營。

其二，三星能否在一個變動時代順利轉型。

過去六年來，盡管李在镕已成為實際領導者，但是三星在此期間并未進行轉型，反而陷入困境。既未開發(fā)出能夠提升其系列產品忠誠度的本土軟件或服務，也未能跟上競爭對手的步伐，比如中國企業(yè)在電子產品功能上追上三星，又在價格上秒殺三星;美國的亞馬遜和谷歌則在服務領域比三星更有專長，推出頗受歡迎的家用揚聲器或智能手機……三星目前處于守勢，不進則退。

方秀玉指出，李健熙的去世讓三星來到一個新的拐點，李在镕作為繼承者必須開辟一條新路，以應對諸多挑戰(zhàn)。

首先，能否革除企業(yè)“世襲制”弊病。憑借血緣關系和家族培育，李在镕得以躋身三星領導層，接過父親衣缽，但其自稱不會讓子女繼承公司經(jīng)營權。如何改革有悖于時代的企業(yè)繼承制度是接班人要面對的挑戰(zhàn)。

其次，三星能否優(yōu)化管理方式。三星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管理，沒有工會，這固然能提高企業(yè)效率，但無法普惠員工。未來，三星需要改進自身不足，比如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兩頭兼顧，走向更公平的發(fā)展。

第三，在新冠疫情時代如何突破困境。眼下，國際經(jīng)濟貿易環(huán)境惡化，中美關系緊張，在高技術等諸多領域都受制于美國。在此背景下，三星如何從戰(zhàn)略高度因應變化，抵擋來自世界強國的壓力將是一大考驗。

改革契機?

李健熙去世不僅牽動三星未來，也再次觸及韓國財閥制度這一積弊。對有志于改革財閥的韓國進步派來說，“李健熙時代”的落幕是否意味著某種契機的到來?對此，分析人士指出，要在短期內撼動韓國財閥制度并不現(xiàn)實。

方秀玉表示，由于制度根基根深蒂固，且受制于韓國的制度和體制屬性，除非是革命性變革，否則很難徹底改變這一制度。但是革命性變革將以何種方式，以及這種方式會否導致暴力沖突、內部摧殘的局面并不可知。因此，預計仍是緩慢漸進式的改良或改善，不可能在短期內發(fā)生改變。

詹德斌也認為改革阻力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財閥深度鍥入韓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牽一發(fā)將動全身。

以三星為例，韓國流行一句話：“韓國人一生有三件事情無法避免，死亡、稅收和三星”，可見三星的影響力之大。政治上，三星可通過插手政府人事安排、旗下智庫提交研究報告等途徑影響政策制定，同時有保守勢力為其代言、構筑“保護墻”，抵制進步派的改革;經(jīng)濟上，韓國前十名財閥的年度總產值可占GDP七成以上，三星作為“財閥之首”更是獨占約20%，可謂與韓國經(jīng)濟休戚相關。特別是眼下遭遇疫情，經(jīng)濟衰退，失業(yè)率高企。在很多小企業(yè)關停的情況下，三星下游企業(yè)提供了很多就業(yè)崗位，如果對財閥動手，將增加經(jīng)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若經(jīng)濟和社會動蕩，進而又會影響進步派政權的執(zhí)政前景。韓國將在2022年迎來大選，明年就會進入預熱階段，考慮到選舉因素，進步派對改革財閥制度也會慎之又慎。

不過，詹德斌也指出，與以前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時代相比，如今韓國的政商關系已發(fā)生質的變化。過去，財閥與政界之間的利益輸送明目張膽，比如前者為后者提供政治資金，助其贏得選舉，后者則通過政策扶持財閥。從盧武鉉開始，政商紐帶已有所松綁。之后，由于樸槿惠案殷鑒不遠，政府與財閥之間更是保持距離，文在寅政府迄今未曝出政商勾結的丑聞。盡管政商勾連未能完全杜絕，但從趨勢上說，在韓國社會，裙帶關系已明顯弱化，社會監(jiān)督也更公開透明，政府與企業(yè)各自都很謹慎，直接進行利益輸送的難度已越來越大。

關鍵詞： 三星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