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每天回家輔導一下作業、周末上幾個課外班，帶孩子雖然很忙很累，但是時間過得很快，現在，僅剩的一個英語課外班也停了，真不知道以后這么多時間怎么打發了。”北京的小學生家長姜婷（化名）說。

長久以來，學生學業負擔重是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的一大“頑疾”。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這意味著我國教育改革邁入了深水區。”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健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家庭教育指導專委會秘書長邊玉芳在近日由中國青年報社、北京衛視主辦的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討會上這樣說。

“雙減”政策落地以來，變化已經顯現：孩子上學時間晚了、作業大多在學校完成了、周末也不用再去一個個課外培訓班“趕場”了。那么，多出來的時間干什么？家長應該如何利用這些時間？“雙減”之后如何當父母？成了擺在很多家長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已經出臺，并于明年起正式實施，這意味著“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已不再是“說說而已”，而是寫入了法律：“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樹立家庭是第一個課堂、家長是第一任老師的責任意識，承擔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教育的主體責任。”

由此，家長管娃這件“家事”將成為法律框架下的“國事”。家庭教育的質量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性也越來越明顯了，家長必須承擔起應負的責任，而不能再當“甩手掌柜”。

如果說“雙減”之前的家長們是想盡辦法“雞娃”、“拼孩子”，那么“依法養娃”之后，就要“拼”家長了。

家長們是時候該作出改變了。

改變一：不能再甩鍋給手機

家庭教育中最大的難題是什么？不少家長都投票給手機，甚至有些家長把手機稱為家里的“不定時炸彈”，很多家庭矛盾都由它而起。

不久前，共青團中央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聯合發布了《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2020年，我國未成年網民達到1.83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為94.9%，超過三分之一的小學生在學齡前就開始使用互聯網。同時，手機是未成年網民的首要上網設備。

這是一份針對全國近3萬名小學、初中、高中及職業學校學生的抽樣調查，他們中有00后，更多的則是05后和10后。

這些數據的背后，是網絡對于05后和10后這一代孩子來說已是有如空氣般的存在，與上一代不同，他們與網絡之間的橋梁已經從電腦變成了更為便捷的智能手機。

而當這些抽象數據還原為真實的家庭生活時，痛苦和沖突隨之而來。

“不碰手機，兒子就是天使，只要拿到手機，‘天使’瞬間就變成‘小惡魔’。”北京的初一學生家長華欣（化名）說。

不久前的一個夜里，華欣起床喝水，突然瞟見兒子房間里閃過一道微弱的光，華欣很納悶，便輕輕地走進了兒子的房間，并沒有發現什么異常，兒子也閉著雙眼似乎已經睡著了。

華欣離開前，準備把放在兒子枕邊的手機換個地方。“剛一碰到手機我就發現手機竟然是熱的，甚至有些燙手。”華欣說。

就在華欣還沒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兒時，兒子突然坐了起來，從華欣手中大力搶過了手機，并瞪起了眼睛。

突然發生的變化讓華欣感到震驚，而更讓她震驚的是，兒子眼中冷漠的目光。

就在一搶一奪之間，親子之間的和諧不見了，家庭矛盾也隨之升級。

問題是不是出在手機上呢？

當家長們對手機“恨之入骨”的時候，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青少年與教育社會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告訴家長們：“網絡里也有風險，面對網絡風險時大多數青少年的處理方式是‘不理會’。”

她所在團隊的研究顯示，如果分享的話，他們告訴同學的比例是16.24%，高于告訴父母15.29%的比例。按理說，父母本應該是孩子們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遇到危險時。但事實是，青少年在面對網絡風險時，他們更多的時候選擇沉默，或者是告訴他的同輩朋友，之后才是家長。

手機難題的背后，是在一次次的親子互動和摩擦中，父母正在失去孩子的信賴，而這才是家庭矛盾頻頻發生的癥結所在。

“研究表明，青少年上網所做的事情排名第一的是學習，包括查資料、傳遞作業等等，排第二的是聽音樂，排在后面的是游戲、聊天以及短視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雷靂說，從這個排序來看，問題并沒有家長想象得那么嚴重。

一名中學生曾經這樣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爸媽拿著手機就是在工作查資料，怎么我一拿起手機就是玩游戲？他們越這么說，我就越玩。”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會秘書長惲梅指出，現在的家庭教育中有一種“經驗性傷害”，就是父母總帶著自己過去成長中的經驗去要求現在的孩子。

“我們已經進入了后喻時代了。”惲梅說。家長不能再把原來的經驗用在家庭教育上了，必須跟孩子一起學習。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了解孩子，在此基礎上才能找回原來的信任。

雷靂教授指出，當下網絡對于青少年的成長來說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青少年為什么特別喜歡網絡、音樂、游戲？”雷靂說，每一個青春期的孩子，都有一個成長中必須完成的心理發展任務，就是解決自我認同的問題：要搞清楚我是誰，別人怎么看我，我的未來什么樣？網絡恰恰給青春期的孩子提供了探索的平臺和空間，而且，在網絡中犯錯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比較小。比如，一個男孩子在現實社會中穿裙子上學去，可能會“社死”，但是在網絡上，大不了改回來就行了。

要防止青少年的網絡沉溺，但是絕不能用“堵”的辦法，更不能不讓青少年接觸網絡。

改變二：不能再甩鍋給時間

“家庭教育領域中存在著一種習慣性外包的現象。”惲梅說。

以前，一說到家庭教育，不少家長就會說“沒有時間”或者“工作太忙”，于是把學知識的事交給課外培訓機構、把學技能的事交給專業的教練，連給孩子增強營養的事也“包”給了外賣。

是時間的問題嗎？

邊玉芳提醒大家關注一個現象：去年年初，因為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孩子和家長留在了家里，按理說家長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增加了，可以更好地實施家庭教育了，但是親子沖突卻明顯增加了。“這說明不是時間的問題，一些家長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排孩子，很多家長不知道如何跟孩子相處。”邊玉芳說。

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顯示，80.7%的受訪家長平時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的困惑，94.7%的受訪家長期待家庭教育促進法能夠幫助自己緩解教育的焦慮。

其實，并不是家長們沒有能力給孩子們制定“時間表”，而是“時間表”上的內容過于單一。

在由奧運冠軍、騰訊成長守護溝通計劃發起人鄧亞萍主導策劃的《敞開心扉的少年》節目中，有這樣一個典型的家庭。

7歲的小女孩上小學一年級，學習成績非常好，但是媽媽看到周圍有孩子還會額外學習一些內容，擔心女兒被別人趕超，便四處找題，每天給女兒額外加作業，小女孩形容每天的題量“有正反面兩張A4紙那么多”。

這樣的例子雖然極端，但是并不少見。

“有一次我給大學老師做講座，提到家長應該把孩子40%的時間空出來，一位大學老師馬上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家庭教育學會理事兼專家委員會委員儲朝暉說，因為這位家長已經用學習把孩子的所有時間填滿了。

“我們的家庭教育知識化、學校化、技能化的特點已經越來越突出了。”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家庭教育首席專家孫云曉說。

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教育，家庭教育沒有大綱和教材，更沒有做不完的習題。家庭教育其實要經歷一個“去學校化”的過程。

家庭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呢？

“家庭教育一定是這樣的，今天家里發生了一件事，孩子做得不夠好，這時候，家長的教育機會來了；或者鄰居家發生了一件事，也可以成為家長的教育機會；同樣，社會上發生了什么事，也是家長的教育機會。”邊玉芳說。家庭教育應該發生在每一天的任何一個時刻，應該就發生在飯桌上。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每5年會進行一次中國少年兒童發展狀況的調查。該中心2015年的調查顯示，有近六成的孩子每周有6-7天與母親一起吃晚飯，與父親一起的比例為四成多，與2010年相比有小幅增長，但是同時，也有近兩成的孩子每周跟母親一起吃晚飯的次數不足兩次，三成的孩子跟父親一起吃晚飯的次數不足兩次。

參與青少年家庭教育研討會的多位專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歸生活，一家人一起吃飯是家庭生活中最典型的場景。

都說這一代家長學習能力強，但是會學習并不意味著會教育。“很多父母看書的讀書筆記就很厚，重要的是要把學到的內容做出來。”惲梅說。

所有的改變，歸為一點就是家長要改變高高在上的姿態，放下身段，真正拉近與孩子的距離。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樊未晨

【編輯:卞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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