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策劃| 木子童

制圖 | 渣渣郡

題圖 |《無名之輩》

生不由己的我們，有沒有選擇死亡的自由和權力？

今年，“安樂死合法化”議題出現在人大代表議案之中。

3月7日，因目睹很多絕癥晚期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優秀鄉村醫生劉貴芳建議：應在中國推行安樂死合法化，并“在合法基礎上規范安樂死行為”。

這不是安樂死第一次出現在人大代表議案中，也不會是最后一次：早在1988年，這個議題就已被擺上臺面，此后的幾十年間，每隔幾年就要被提上一回。

我們究竟為何如此渴望安樂死成為合法選項，又如此戒懼它的到來？人在生命的盡頭，是否該擁有自由選擇結束方式的權力？

今天三位主播聚在一起，聊了聊死亡、尊嚴和退路的話題。

你支持安樂死合法化嗎？

2017年8月，重病纏身、痛苦不堪的冷霞，在丈夫、女兒與女婿的環繞下，親口飲下女婿買來的老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前，她由于多重疾病與摔倒導致的骨折，癱瘓在床，痛到一團團扯下頭發，已無數次要求家人幫助自己結束生命。

一年后，事發地浙江省臺州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丈夫及女婿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女兒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庭審中，女婿低頭道：“藥是我買的，我心里難受，我覺得我要對她的死負責?！?/p>

女兒痛哭不止：“我是個不孝的女兒，走到今天這一步，我自己都想死，我了解我媽的病，但我無能為力”。

丈夫請求法官：“外孫13歲了，嚴重叛逆，女兒身體也不好，家里管不住他。希望把我抓去，把我女婿放出來管孩子?！?/p>

法官說：“其情可憐，其罪不可恕。”

這是近幾年來，我國最受關注的一起“安樂死”案件，它的出現，再次激活我們對于安樂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討論。

庭審畫面

我們為什么需要安樂死？

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

傳統的中國觀念里，大多數人堅信“好死不如賴活著”——不論生命多么痛苦，只要活著就還有轉圜的希望。

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未來還有希望的基礎之上。

而對于絕癥患者來說，相比于等死的恐怖，有時死亡可能才是一種解脫。

2015年，《經濟學人》發布了一則特別的廣告。

畫面里，一方醫院的天花板，歪扭而陰郁。

一行文字問道：“你是否能忍受這樣的生活？”

這是一個僵臥病床的絕癥病人視角——身上插滿管道和儀器，他漫長的余生都將在這片視野下渡過，沒有陽光、沒有飛鳥，甚至連一陣微風，在無菌病房中都成了奢望。

陪伴他的，只有儀器運轉的嗡鳴，和深入骨髓的疼痛。

《深海長眠》

死亡，是個瞬間動詞，而現代醫學，卻能將這個瞬間無限延長。

“我覺得那個十年特別漫長?！?/p>

@黃瓜汽水一直無法忘記，姥姥從風濕到癱瘓，整整十年間，日漸枯萎的模樣。

“從最初像霍金的狀態，手指頭、腦子和嘴還能動，到后來，慢慢腦子動不了了，阿爾茲海默后，連話也說不了了，皮包骨頭、身上長起褥瘡……”

最后的一兩個月，七八十斤瘦小的老太太，臉卻浮腫得像面包一樣，她哀叫著，在機器的滴滴聲中離開人世。

《她選擇了安樂死》

有時，即便一腳已經踏上奈何橋，醫生也有辦法再留你一留。

在做臨終關懷陪護志愿者時，@渣渣郡聽醫生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位癌癥晚期的老奶奶，陷入深度昏迷，醫生下了病危通知，而那一天，恰好是她的女兒大喜的日子。

醫生問是否需要搶救，家屬回復，無論如何也要讓老太太看女兒結婚一眼。

于是，心臟復蘇術、插管、輸藥、打腎上腺素、強心針，“我們當時在老太太身上搶救了幾個小時，我感覺她身子都被震碎了”，老太太活著挺到了女兒禮成。

當然，她早已沒有了意識，挺過來的，只是一具尚有呼吸的殘破軀殼。

《良醫》

世上永遠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感同身受，就像一個健全的人類，永遠無法想象絕癥纏身是怎樣的痛苦。

中國臺灣第一位赴瑞士，接受“協助性自殺”的前體育節目主持人傅達仁，這樣描述他的癌癥病痛：

“消化系統嚴重失靈，疼痛難忍，吃了就拉，生不如死。”

從70多公斤的運動健將，一路消瘦到40多公斤，骨瘦如柴，鎮痛藥要一把一把地吃，吃到最后，連鎮痛藥都沒了效用。

“我都已經痛成這樣，沒有活的條件，你說我還不安樂死嗎？”

呼吸機、ECMO，我們有太多儀器，能夠拖慢死神來臨的腳步。

但這些機器不能告訴我們，該如何讓一個人，安然地走上我們必經的歸途。

全球唯一允許外國人接受“協助性自殺”（由患者自主完成致命步驟的安樂死方式）的國家瑞士，有兩大“協助性自殺”機構。

它們的名字別有深意，一個叫做尊嚴（Dignitas），一個叫做解脫（Exit）。

“尊嚴”與“解脫”，仿佛正是安樂死之于人類，最大的兩個意義：

在你即將因為病痛失去自理能力、因為阿爾茲海默失去思維能力時，你還可以選擇，讓生命終止在一個相對美好的時刻，保留一個有尊嚴的結局。

或者，當你已深陷無解的病痛，疾病的酷刑已讓你對死的渴求大過對生的留戀，那么你還又有一個緊急出口，只要轉身推開門，就可以獲得解脫。

一位在荷蘭，已為數百人主持過安樂死程序的醫生說道：

“我之所以在做這件事，是很功利性的。我只是希望未來在我也陷入同樣困境時，能有人來為我做?！?/strong>

荷蘭醫生伯特·凱瑟

安樂死合法化的熱心支持者認為，合法化并非鼓勵安樂死，只是希望，在生命的盡頭，為我們保留一個可選擇的選項。

尊嚴機構的一項數據也給出了類似的支持，他們發現，很多會員會提交申請，希望獲得“臨時綠燈”。這是一種準許資格，在資料核準，獲得“臨時綠燈”后，他們將有資格隨時申請使用“協助自殺服務”。

獲得臨時綠燈的人會感謝道：“謝謝你提供了緊急出口，但我現在用不到。如果事情變得更糟，我會再來找你們?！?/p>

但他們中的7成，自此再未出現過。

許多獲得了安樂死許可的人，并未真正付諸實施，但他們永遠知道，當自己想要放棄與病魔搏斗，獲得一場永恒的酣眠，身后永遠有一條敞開的退路。

《西蒙的抉擇》

但安樂死合法化的反對者，并不同意這一理想化的暢想。

他們擔憂，一旦安樂死走向合法化，將帶來可怕的“滑坡效應”。

如果絕癥患者主動中止生命的申請能夠被批準，那么患有重度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患者，是否也應該享有同樣的權利？

如果成年人可以接受安樂死，那么兒童是否也應該可以？

如果只需要醫生、家屬及本人同意，就能夠為一個人結束生命，那么這項法律，未來會否成為權貴實施隱性謀殺的便捷通道？

就像《安樂死醫師的遺產》中一樣，成為謀殺的手段

如果絕癥末期的安樂死成為常態，那么并不想死去的患者，會不會被家人斥責為“自私”和“不懂事”，受到更大的道德性壓力？

此外，實施手術的醫生所背負的死亡壓力、人在疾病末期一天三變的心理，實際執行過程中，將有太多的變數，挑戰我們前所未聞的道德倫理與法律底線。

實際上，這些擔憂并非空穴來風。

在20年前，最早允許安樂死合法化的荷蘭，申請安樂死的人數，正在逐年遞增，截至2018年，已經達到6,938例，其中阿爾茲海默癥病例占比2%，精神疾病占比1%。

越來越多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試圖獲取這項服務。

用絕食抗議爭取安樂死資格的荷蘭抑郁癥少女

在了無生趣的抑郁癥折磨下，他們中有人絕食抗議，申請安樂死資格，有人刻意夸張自己的肉體病痛，并停止用藥以激化身體病情，來“騙取”安樂死資格。

“為了確保安樂死，還得先上個表演班。”

在母親隱瞞著他，為自己實施安樂死后，站在母親棺木前，荷蘭青年馬克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心情。

2021年，在瑞士，更激進的安樂死設施獲得批準上市。

這款名為“Sarco”的安樂死膠囊，已通過法律審核， 患者可以在內部自行激活程序，膠囊艙會被迅速注入氮氣，并減少氧氣比例，讓人慢慢失去知覺。

借助這一膠囊，患者可以不通過醫生、家人的同意，自主走向死亡。與其說是安樂死裝置，不如說是“無痛自殺膠囊”更加貼切一點。

在荷蘭，一次安樂死實施過程中的“小事故”更是讓人對安樂死程序的正當性產生質疑。

該次實施中，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患者當場掙扎起來，她拒絕接受注射，但被家屬和醫生壓制住，強行完成了程序。

事后，醫生被告上法庭。起訴中指責他，枉顧患者自主意愿，強行實施安樂死。

然而醫生辯稱，這位患者在失智前，曾明確立下遺囑，要求一旦因疾病失去理智，請務必為她執行安樂死程序。

有理智的我們，有資格為失去理智的我們決定生命的走向嗎？

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們？

就像最近大火的蘋果新劇《人生切割術》一樣，如果上班與下班的人生完全被切割，誰才是那個能決定辭去一份工作的人？

《人生切割術》:下班的主角，警告上班的主角，不得擅自離職

死亡是如此復雜而難解的話題。

以至于它在中國，始終諱莫如深，就像那個“you-know-who”，沒有人敢輕易呼喚它的名字，仿佛只要躡手躡腳地不去攪擾，它就不會到來。

然而，越來越長的人均壽命，以及越來越明顯的老齡化傾向，已由不得我們再去逃避。

《無名之輩》

每年，超過750萬疾病終末期的中國病人，在病床上迎來終局，他們該如何，以最體面的狀態走向黑夜？

我們該如何擁有一份針對臨終醫療措施的預立遺囑？該如何學會傾聽父母關于生命末期的期許？

面對必將到來的離別，你是否已在心中做好了預案，與你的家人是否已互通心意？

除了立法之外，我們還有太多需要學習。

也許，安樂死是一個目前我們的社會尚還無法駕馭的議題。

但當更好的臨終關懷、更早的死亡與生命教育得到普及，相信終有一天，我們將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去直面這個話題。

《深海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