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這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當下的寫照。盡管如此，似乎仍然無法阻擋“壞消息”從四面八方傳過來。

阿里巴巴裁員、騰訊裁員、滴滴尋求赴港上市受挫、騰訊因“洗錢”面臨歷史性處罰、騰訊面臨拆分、中概股最高跌幅90%，萬億元美金市值蒸發……人們似乎看到一個曾經生機勃勃的行業正在無可救藥地垮塌下去，紛紛加入“一個時代結束了”的大合唱。前一段時日，一些互聯網和財經評論人士提出諸如“中美互聯網巨頭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警惕中美互聯網重大格局性變化”的論調，以擔憂中國互聯網長期競爭力的名義，呼吁寬松的產業發展環境，減少監管干預。這些言論和觀點背后，指向一個帶有鮮明價值取向的基本判斷：中國的互聯網產業的繁榮已經成為歷史，而一切的癥結在于嚴厲的監管。

一時間，如此“民意”排山倒海，應和著路透社、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們以往隔三差五、現在幾乎每天變著花樣釋放的關于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小道壞消息，營造出一個驚悚而詭異的氛圍。也不乏一些互聯網公司借機“躺平”擺爛——你說我不行，那我就不行給你看，看我們你就知道，中國互聯網完了。

中國互聯網完了，不行了，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了……88年前，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占領東三省，歐美與“國聯”作壁上觀，國民政府束手無策惶恐不已的擺爛現狀，魯迅先生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今天我們也可以問問：中國互聯網失掉自信力了嗎？

魯迅先生告訴我們：“若單據這一點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來信‘國聯’，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也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說中國人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國聯失望之后，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于是我們也不妨說：若單據中國互聯網公司、風險投資圈、美股掮客和一些喜歡炒股票的財經媒體人的現象而論，自信其實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風口”，信“運氣”，后來信納斯達克和紐交所，都沒有相信過自己，假使這算一種信，那也只能說中國互聯網曾經有過“他信力”，自從對納斯達克、紐交所和美國人失望之后，便把這他信力都失掉了。

中國互聯網的實力與競爭力，納斯達克、紐交所甚至港交所的股價，是最核心的判斷標準么？什么時候中美互聯網競爭力的差距加大和縮小，美股市場的股價和市值是最重要的風向標了？

如果橫向對比阿里巴巴和亞馬遜——中美兩國最具現象和指標意義的電商巨頭最近一季（2021年第四季度）的財務報告，會發現阿里巴巴的收入同比去年增長了10%，而亞馬遜的收入同比增長為9%，不及阿里巴巴，且為近年業績增長最疲軟的一季。但它們對兩家股價的走勢居然毫無指標意義——阿里巴巴在財報公布日盤后跌幅7%，而亞馬遜的財報日股價飆漲14%。這是阿里巴巴的運營質量不如亞馬遜，還是因為阿里巴巴背負了太多業績增長之外的東西——未經證實的漫天飛的監管流言、劍拔弩張的中美關系、以及來自華爾街資本巨鱷的刻意做空？

如果再看看現象級的硅谷巨頭——谷歌過去一年力壓所有科技巨頭飆漲71%的股價，再看看它釋放著復雜信號的2021年第四季度財報數據，更能發現它的吊詭：盡管華爾街盛贊谷歌云收入44%的漲幅，但YouTube廣告的增幅并不及預期。更重要的是谷歌的“創新業務”——包括自動駕駛、孵化了AlphaGo的Deepmind和智能醫療等業務的收入出現了明顯下滑。你很難說谷歌的股價和市值飆升是被技術創新帶動的。相反，它是谷歌在廣告領域的壟斷地位、疫情期間線上經濟的繁榮和長期居家辦公帶來的成本控制涂抹了它的現狀。

市值和股價不盡如人意的美國互聯網巨頭當屬Facebook——現在已經改叫了Meta。它幾乎是唯一在資本市場遭遇現象級重挫的玩家。根本原因是Meta在過去的一個季度幾乎沒有新增用戶，且活躍用戶的下滑超過100萬。Meta代表的傳統社交網絡公司是當下遭遇的挑戰最突出的存在，而它最主要和最強勢的挑戰者恰恰是TikTok，一家母公司的總部位于中國北京的互聯網公司——字節跳動。可以說，在最不具備壟斷地位護城河的領域，美國互聯網公司的創新窘境已經暴露無遺了，你好像很難說這也是“中美互聯網差距正在拉大”的一個表征。當然，如果非要以股價和市值而論，沒準也說得過去，畢竟字節跳動并非一家在任何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即便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因為其中國背景，加上TikTok在國際地緣政治中扮演的爭議性角色，其股價和市值的走勢可能也并不會比阿里巴巴和騰訊們好到哪兒去。也許一不小心，就又給處心積慮制造“中國互聯網不行論”的人遞刀子了。

把“價值投資論”掛在嘴邊的很多人，通常是最不信任價值投資的。他們唯一相信的，就是在股價走勢圖上或一瀉千里，或一路巔峰、抑或頹敗顫動的曲線。并將一切的失意都歸咎于中國互聯網產業的“自殘”和“衰落”。他們更不會醒悟的是，科技股在美國資本市場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偏離價值投資的本身邏輯，更遑論與科技創新的本身關系。他們也不會注意到，香港股市和中國A股當下面臨的流動性困境，在進入2022年的美國資本市場同樣突出——不知道再過幾個月，他們會不會因此“歡呼”中美互聯網的差距又縮小了。

近一段時間，影響并導致美國中概股和香港科技股重挫的小道消息接踵而至、波詭云譎。路透社、彭博社和《華爾街日報》差不多以“每日一更”的頻率傳遞著這些“壞消息”，指向的都是在前一輪監管中處于風口浪尖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和具有指標意義的中國互聯網巨頭：從滴滴尋求赴港上市受挫到騰訊面臨“洗錢”天價處罰，再到騰訊分拆的傳言，直至被夸大阿里巴巴和騰訊裁員，看上去樁樁件件皆事出有因，而又都查無實據，但對這些中國互聯網公司乃至整個中概股的股價都有著致命的殺傷力。究其“爆料”的信源，幾乎都是陳年舊事的翻炒，然后筆鋒一轉，添加一兩句主觀的猜測與判斷，于是市場波動，眾心惶然。這些“小道壞消息”的不間斷流出，背后是何方神圣，誰是始作俑者，雖不易查清卻并不難猜測——中概股的屠龍式下跌，受益者是多方面的，而期待看到中概股甚至中國互聯網產業一蹶不振的人，也并不在少數。

這些“小道壞消息”的頻繁滲透，充分地利用了一部分中國互聯網公司當前在前一段密集監管的壓力下，不能過多地言說自身處境的現狀，成了“中國互聯網崩潰論”這場“認知戰”的彈藥。一些惶恐的人、股場失意的人和迷信歐美媒體“嚴肅性”與“客觀性”的人就中招了——他們選擇全盤接受這些流言，并將眼前的一切歸咎于中國互聯網監管行動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事實上，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真正的最大的不確定性在于：一個全球規模第二的互聯網經濟體，其資本和證券交易幾乎完全建構在全球第一大互聯網經濟體所在國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之上。

“中概股”及其伴生的“VIE架構”是特殊的歷史產物，是一種“偶然態”而非“應然態”，其誕生的背景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與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相應的互聯網經濟業態誕生，而中國在當時缺乏配套支持互聯網產業的風險資本和證券發行交易模式。美國的風險投資機構和華爾街出于對來自中國幾何級收益增長的渴求，而針對中國互聯網產業“開綠燈”的變通安排。

恐怕當時無論是美國的風險投資家和華爾街操盤者還是中國的互聯網弄潮者，都無法想象在今后的20年，中國互聯網產業有朝一日成為一個全球的現象級存在，更無法想象它會在一些層面挑戰美國互聯網的“絕對優勢”地位。2020年12月，已成為看守政府的特朗普內閣祭出《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直指中概股公司的審計底稿問題，讓美國證監會（SEC）對中國赴美上市公司的摘牌處罰成為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與其說是出于對中概股公司“透明化”的要求，倒不如說是一次徹底斷絕中國互聯網產業與美國資本市場連接的“鋤根”。

在這種情勢下，仍然一廂情愿地將中國互聯網產業成敗與否判斷標準甚至身家性命寄托于美國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已經足夠諷刺了。事實上，近15年以來，中概股和華爾街的齟齬從未間斷——層出不窮的或有據可依或捕風捉影的“做空”、支付寶VIE風波、近年美國日益頻密的對人工智能和自動駕駛等領域中概股公司的“國家安全調查”，都暴露了中概股其實不過是一個玫瑰色的歷史誤會。很可惜的是，中國大部分互聯網公司和風險投資機構一直將偶然視作必然；而香港證交所和中國A股市場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漠視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巨大價值，不愿意做出制度安排的創新——這種狀況直到2018年才得到根本改變。而彼時已經沉浸在“美國資本定義中國互聯網成敗”慣性里的中國互聯網產業，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美互聯網產業乃至綜合國力的消長嬗變，錯過了最佳的“轉會”時機。

即便如此，在美國意志的指揮棒下判斷中國互聯網產業的成敗，甚至“委曲求全”地希望用盡可能滿足美國證券交易監管機構對中國公司拿著放大鏡找微生物的監管要求，仍是一個差得不能再差的選擇，也是一個真正斷送中國互聯網產業發展前景的選擇。而把中概股的“崩盤”的屎盆子主動往自己腦袋上扣的人，如果不是被自作聰明追漲殺跌短線投機弄得只剩底褲的散戶，就只能是那些魯迅先生所說不但失去了“自信”，也失去了“他信”的人了。若是真要論中國互聯網與美國互聯網的差距在哪兒，敝人不才倒是覺得，真正在差距就在相當一部分中國互聯網的從業者和弄潮兒，視監管意志為洪水猛獸、對監管意志無所適從，以及相信一個行業永遠增長不會拐彎的謎之自信。

世紀之交，微軟公司曾面臨美國聯邦政府意志極其強烈的“分拆”要求；谷歌曾經遭遇不止一次反壟斷調查；歐洲的“GDPR法案”對美國互聯網巨頭的隱私數據收集做了極其苛刻的限制；美國若干州政府對愛彼迎（Airbnb) 的房源安全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優步（Uber）的司機抽成比例和社會保險金問題一直是美國不同的州政府和歐洲一些國家政府審視和監管的敏感議題……區別在于，美國的互聯網巨頭面對層出不窮的監管措施業已形成自己的響應機制——遵守必須遵守的監管要求，在此前提下積極地進行游說和博弈。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監管都有天然的滯后性和過度監管的可能性——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產業發展導致的監管更是如此。這就要求互聯網公司嚴肅、審慎和積極主動地應對監管和主動地影響監管決策——這恰恰是中國互聯網公司最缺乏的技能。

當監管意志被一些中國互聯網公司視作洪水猛獸，做出一系列消極反應，營造出針對監管意志的“特殊輿論場”甚至主動“躺平”和“擺爛”，唱衰中國互聯網就變成了來自一場里應外合的、無意識甚至是有意識的共謀。有意思的是，以“美國互聯網沒有監管”為由，進而呼吁中國取消互聯網監管措施的聲音近期頗有市場，看來可能真的是恐慌和悲情導致的失憶癥?！皼]有監管”的不是美國互聯網產業，而是相當一段時期的中國互聯網產業。“資本野蠻生長才能導致資源優化配置”是停留在19世紀蒸汽機革命時代的資本主義世界觀，居然在21世紀20年代的中國互聯網界找到了那么多知音。

這種集體無意識甚至是一部分人集體有意識營造的中國互聯網失落悲情論，也遮蔽了一些中國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現實——在中概股崩盤的一片嗚呼哀哉中，京東集團收購德邦物流的交易被大多數聲音選擇性地忽視了。這是一場順利完成的交易，而不是資本的無序擴張，也是一場對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提供了范例的交易。要知道，資本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擴張沒有被叫停，資本將互聯網應用于農業與制造業的擴張沒有被叫停，資本在新能源汽車及其上下游供應鏈領域的擴張沒有被叫停，資本在云計算、國產數據庫、半導體和工業軟件領域的擴張沒有被叫停——資本沒有像一些人詛咒的那樣“無序收縮”，只是這些領域的商業回報和資本回報，可能跟單純的“中概股”沒什么關系了。

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一類的人們，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繼的戰斗，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于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于是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互聯網自出現的那一天起，就有埋頭搞研發的人，有真正創新的人，有試圖改變中國和世界的人……雖是也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和賺到更多的錢，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芒，這就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的主心骨。這一類的人們，也何嘗少呢？他們有確信，不自欺，他們在認真地做事情，不過因為“想象力”曾經不夠大，缺少美國“對標”，不能快速地融資并購讓一些人套現，消滅于財富奇跡中，不被“聰明人”重視罷了。說中國互聯網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一部分公司、一部分散戶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

不知道這篇文章，又真的誣蔑了誰。

關鍵詞： 中國互聯網 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