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Nature

作者：C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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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真的是一個大問題！”

除了打工人每天都在計算這個月是不是又差點“月光”以外，學生黨對錢也在“斤斤計較”。

錢，正在成為全球碩博研究生面臨的一個大難題。

根據Nature對碩博研究生進行的一項調查，來自全球3200份回收問卷都表示，要在學業上跟上教學計劃的同時維持基本的生計，正在變得越來越艱難。

其中85%受訪者擔心他們沒有足夠的錢來購買食物和支付房租及其他費用，近一半（45%）的受訪者感嘆，不斷上漲的生活費用可能會促使他們放棄學業。

這一問題在北美尤其普遍。 北美 受 訪 者幾乎一致表示擔憂， 95%的人同意或強烈同意， 生活成本的上升是一個問題； 超 過四分之三（76%）的受訪者甚至 將“基本 生活成本 ” 列 為 獲得學位的 最具挑戰性的一件事。

美國的一位生物學博士生在評論區寫道，“當你連吃飯的錢都不夠的時候，你很難專注于研究、教學、指導、寫論文和申請資助”。

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的數學家Nathan Garland悲觀地表示，“情況只會越來越糟”，“目前還沒有改善這一現狀的有效方法”。

當貧困和兼職成為常態，只有半數碩士愿意讀博

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大學博二學生Carly Golden就面臨著金錢上的困境。

在美國最昂貴的城市之一居住，雖然每年能獲得約40,000美元津貼，但這遠不能支付生活成本。Golden把60%的津貼都用在了房租上，當然她也可以和別人合租來減輕一點房租壓力，但是為了正常學習一些生活空間和安靜都是必要的。目前Golden的通勤時間也已經超過了一個小時，再往郊區搬也實在有點棘手。

順便一提，如果按照MIT的生活工資計算器，波士頓單身成年人年收入在47,000美元左右。這也難怪Golden會認為自己現在接近“貧困水平”了。

Garland表示，在澳大利亞，那些不為此感到困擾的學生要么出身很好，家庭支持占了大頭，要么TA們伴侶的收入情況還算樂觀。

除此之外絕大部分的碩博研究生都在通過承擔額外的教學任務來賺更多的錢，“大學可以利用這種便宜的勞動力，而不是雇用長期工作人員”。根據Garland計算，澳大利亞的碩博生津貼大約相當于全國最低工資的三分之二，這使得許多學生不得不出去找份兼職，比如去開Uber或者在比薩店工作。

在本次Nature的調查中，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有兼職。這一現象在碩士中更加普遍（31%），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助學金比博士生更少。博士生的合同里都會有禁止在外面工作的條款，這方面碩士有著更多的靈活性。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碩二學生Ethan Solomon說，他的合同中沒有任何禁止他們出去兼職。他的很多同學們也都在開Uber或在餐廳工作，Solomon選擇在音樂會、爵士音樂節和其他活動中推廣產品并分發T恤和其他宣傳品來賺外快。這些活動通常在周末進行，這樣不僅方便“排班”，也不會影響他在實驗室的工作。

盡管如此，Solomon計劃碩士畢業后就工作，這主要是因為他無法忍受為了博士學位還要過四五年的貧困生活。

調查中也顯示，只有超過一半的碩士生愿意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不僅錢不夠，還容易被債務纏身

除了生活問題外，還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學習期間會積累債務，有些達數萬美元。另外有11%的人不確定他們是否能在完成課程后不陷入債務困境。

總的來說，71%的人說他們不愿意負債，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能夠得到家庭大力支持的碩博研究生們。

Golden回憶到，如果沒有在工作四年存下來的錢，她可能不得不去貸款。

值得注意的是，33%有照顧責任的受訪者預計在學習期間會被債務纏身。

印第安納州西拉法葉市普渡大學的經濟學家Jayson Lusk說，有家庭的學生特別容易陷入負債。2020年11月，Lusk幫助進行了一項調查，從大學的研究生那里收集了1400多份答復。在該調查中，沒有受撫養人的學生每年的儲蓄中位數超過1100美元，但有受撫養人的學生每年的赤字中位數超過20,000美元。

學校與政府應該怎么做？

針對這一現狀，一些學校已經行動起來了。

英國劍橋大學下屬的生命科學研究中心巴布拉漢姆研究所工作的博二學生Amy Dashwood就發現自己的薪水在接受調查后上漲了。該研究所承諾，從10月1日起，學生的年薪都會高于19,000英鎊。

對她來說，在平時的花費基礎上，每個月增加了250英鎊。

這些資金來自英國最大的研究資助機構，英國研究與創新署（UKRI）的部門醫學研究委員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同樣在10月1日，UKRI將學生的最低津貼提高到17668英鎊，每年增加2000多英鎊。

Dashwood說，額外的資金能有效緩解研究生課程的大部分財務壓力。“這將使我肩上的擔子減輕很多，使我能夠更好地集中精力學習。這也意味著我可以舒適地購買需要的雜貨，也無需時時檢查銀行賬戶了”。

Dashwood希望繼續保持節儉的生活方式，包括與兩個室友合住一個房子，用基本的食品雜貨應付，減少外出。

她說，她沒錢和朋友出去玩，也沒錢去度假。即使這些活動能幫助她放松，讓她忘記工作，“這也傷害了我的心理健康”。

Garland說到，在澳大利亞需要采取立法行動，或者由教育部長發表緊急聲明，才能大幅改善聯邦對研究生的支持。

但他認為這樣的聲明是不可能的，“希望在某個時候情況會好轉，但如果我們不呼吁關注它，它就不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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