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AI財經社 田晏林

編輯 / 游勇

從暴富到巨虧

2020年8月5日凌晨4點，廣西武宣出現了五名身穿迷彩服的男子，他們手里拿著蛇皮袋，頭上戴著黑色頭套，乍一看還以為要去搶銀行。但他們卻鬼鬼祟祟進入了一個養豬場的產房，當著管理人員的面，硬是搶走了70頭種豬，價值超過13萬元。

其實，每逢豬肉價格大漲時，總有不少人打上了養豬場或者超市豬肉的生意。此前，美國也發生過類似案例，2011年，美國中西部爆發偷豬潮，上千頭豬被偷，損失慘重。

但中國人對豬的喜愛無人能及，一年至少要吃掉7億頭豬。即便是2019年豬肉價格飆升時，中國人均豬肉消費量也超過了20公斤，同期的牛肉、羊肉的人均消費總量僅是豬肉的1/6。連美國農業部都感嘆：差不多全球有一半的豬肉都是被中國消費者給吃掉的。

國人也有養豬的傳統，祖上教導：豬是家中寶，糞是地里金。新中國成立初，養豬是頭等大事。它不僅解決吃肉問題，豬糞也能作為肥料，基本全身都是寶，所以在當時，豬是公認的“六畜之首”，養豬和種糧同等重要。

而新中國的首個萬元戶就是靠養豬致富。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靠辛勤勞動過上富裕生活》的文章，講述了新中國第一個“萬元戶”黃新文的故事。而他致富的手段也沒有太復雜，只是養了25頭豬。

正是豬肉的龐大需求催生了龐大的生豬市場，從而形成了當前牧原股份、溫氏股份和正邦科技三大養豬巨頭的市場格局。

這輪豬肉價格上漲是從2019年下半年開始的，上半年大家的日子都還非常不好過，自從2018年遼寧出現首例非洲瘟疫之后，這種病毒開始在豬之間蔓延，大量豬被感染，不得不進行消殺處理。

然而，禍福相倚。非洲瘟疫打擊最大的是抗風險能力弱的中小個體戶，他們不得不賠本退出。但人們對豬肉的需求卻沒有明顯的波動，這也就導致了豬肉價格瘋漲，大型養豬企業反而從中受益。

2019年一季度，牧原股份賣出了300萬頭生豬，反而虧損5.41億元，此后豬價開始大幅大漲，到2020年一季度，牧原股份只賣了256萬頭，盈利卻超過40億元。牧原股份也是在這一年新增了7萬名員工，鼎盛時期的字節跳動也不敢這么擴張。

更瘋狂的是股價。2019年初，牧原股份的股價還在28元左右，10月底就漲到了103.6元，累計漲幅高達260%，股民數量更是成倍增長。

養豬的造富效應實在是太過強烈。2020年，河南省首富是牧原股份創始人秦政英，而江西省首富是正邦集團的林印孫。溫氏股份雖然也賺得盆滿缽滿，但因為在經濟發達的廣東，要想靠養豬當上首富還是有些難度。這一切都得感謝價格瘋漲的豬。

然而，以前有多風光，現在就有多慘淡。

2021年以來，生豬價格持續低迷，出欄價從年初最高的36.34元/公斤，下跌到最低10.78元/公斤，跌幅近75%。

2019年和2020年，正邦科技兩年的凈利潤加起來高達74.09億元。而2021年前三季度，正邦科技凈虧61億元，幾乎把前兩年掙的全吐回去了。規模更大的溫氏股份賠得更多，前三季度共計虧損97億元，今年5月還暫停外購豬仔。

素有“豬茅”之稱的牧原股份，雖然賬面上還有87億元凈利潤，但與去年相比，利潤還是下降了近59%，并且三季度單季虧損了8.2億元。這還是牧原在2019年二季度過后，第一次遇到這樣尷尬的局面。

不過，比虧錢更難堪的是，牧原最近因為商票逾期被上海票據交易所公開點名，同時又被招商證券客戶經理質疑財務造假，嚇壞了一群投資者。

如今，12月已近尾聲，本該是豬肉的消費旺季，但生豬價格還在止不住地下跌。豬企和投資者都跟著倒吸涼氣，想要短期在豬身上掙錢，變得十分困難。

風口和巨虧，在轉瞬之間。關乎國計民生的養豬大業，既能迅速讓這些豬企老板坐上財富火箭，但稍微有些風吹草動，馬上又跌入巨額虧損的深淵。

“豬王”發家史

1983年，溫氏集團創始人溫北英剛建起養雞場，19歲的正邦集團創始人林印孫還在江西省糧食工業學校學習大米、面粉加工專業。而那一年，還在河南縣城讀高中的秦英林就鼓動父親養豬。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殘酷。當年秦英林鼓動父親花了800元建起的養豬場，由于養殖經驗不足，買來的20頭豬陸續死掉，最后只剩下一頭，造成近2000元的損失。

這也是他后來舍棄河南大學保送名額，選擇在河南農大就讀畜牧專業的原因。1992年11月，秦英林和夫人錢瑛辭去公職，回到家鄉河南省內鄉縣馬山口鎮，從22頭豬開始了養殖事業。據說他養的豬睡的是鋼絲床，喝的是自來水，豬舍內安裝有攝像頭，利用電腦監控，只要豬吃他配的飼料，一天能漲一公斤。

但即使這樣，牧原有很長一段時間與溫氏相比都有差距。其實溫氏是養雞起家，養豬是在1994年創始人溫北英去世后才開始的。在經營模式上，溫氏沿用自己養雞時首創的“公司+農戶”模式，雖然養殖的機械化程度并不高，但養殖效率非常高。

一般生豬養殖全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育苗、育仔和育肥。溫氏保留了種豬繁育和育仔階段，而將育肥階段以委托飼養的方式交由農戶負責。公司不需要提供仔豬育肥舍，由合作農戶按照公司的標準自己出資新建或改造現有的養殖場，并通過與公司簽訂委托協議，繳納一定的預付金“代替”公司進行生豬養殖。生產周期結束，公司按照合同約定價格回購成熟的商品豬，并支付一定的托管費。

這種輕資產模式，具備較強的可復制性。而牧原股份是典型的重資產運營，采用的是一體化自育自繁自養模式，企業自建養殖場，統一采購飼料、疫苗，雇傭農工集中進行種豬的育種和擴繁、豬苗的培育、生豬育肥等全部生產過程，并統一銷售給終端消費者。

正是這種商業模式上的差異，使得溫氏的出欄量在很長時間都高于牧原。

不同于溫北英靠養雞起家，秦英林靠養豬致富，正邦的林印孫最初是做飼料生意的，直到2003年他才正式進軍養殖行業，收購了江西養豬育種中心，采用的也是溫氏的“公司+農戶”的輕資產運營模式。搞起養豬事業的林印孫，財富積累迅速，2019年坐擁250億成為江西首富。

養豬“三巨頭”之間既有規模之爭，也有模式之爭。牧原的模式在應對疫情上顯示出一定優勢，通過養殖基地的統一管理，能夠確保出欄生豬的質量和食品安全，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但不能否認的是，每一次“豬王”的登頂都伴隨著疫病的發生。

2006年，一場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的爆發，讓溫氏登上“豬王”寶座。2010年和2012年爆發的流行性腹瀉和偽狂犬病，則為牧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且2018年非洲豬瘟也給牧原提供了機會，2020年牧原賣出1800多萬頭豬，業績上首次超過溫氏，成為中國最大的養豬企業。

這些養豬大王，大多是窮苦人家出身，靠著養豬改變了命運。牧原股份的秦英林創業時，不得不將弟弟準備結婚的彩禮錢拿去買豬仔。溫氏起步時是廣東的幾戶農民創辦的一個小農場，他們從自己最熟悉的老本行干起，從幾十頭豬一步步做到了年出欄上千萬頭的規模。

但這幾年因為豬價的瘋狂，賺慣了快錢的房地產和互聯網公司一度盯上了養豬這個臟活累活。

萬達在貴州丹寨定點扶貧時，一開始想的就是投資養豬。老王曾計劃在貴州丹寨縣建設30萬頭規模的養豬場，萬達提供豬仔和飼料，丹寨全縣貧困人口無償入股養殖場，享受分紅。

野心勃勃，皆大歡喜。結果發現養豬是個重資產生意，十萬頭豬的豬場就要幾個億，這讓沒有思想準備的王健林非常為難。“我說你蓋個豬場要幾個億，我們蓋個五星級酒店才多少錢？”

最終，豬場項目泡湯了，王健林做回了老本行，在丹寨搞了一個萬達小鎮，繼續做酒旅業務。

除了萬達，萬科、恒大和碧桂園，這些房企都曾表態要養豬，結果到現在連豬毛都沒見到一根。這些都是賺慣了快錢的企業，很難去做這種又苦又累的養豬生意。

真正養了豬的大佬只有網易的丁磊，在浙江和江西都有自己的養豬場。而且，丁磊養的豬又是住公寓，又是蹲馬桶，甚至還要聽音樂。噱頭很足，售價也很高，一頭豬硬是被丁磊拍賣到10萬元。

但玩歸玩、鬧歸鬧，丁磊的豬場其實并不大，每年出欄量才幾十萬頭。而牧原股份在2020年的出欄量超過1800萬頭，完全不是一個量級。但網易的“三石哥”聰明的地方在于，將很傳統的養豬生意打造成了一個品牌，邏輯依然是他做互聯網那一套。

萬物皆周期

周期是經濟學術語，但是在豬的身上出現得非常頻繁。基本每18個月就要經歷從高價到低谷的輪回，比半導體行業的摩爾定律還要規律。

豬周期的循環邏輯不難理解：豬肉價格上漲——能繁母豬存欄大增——生豬供應增加——豬肉價格下跌——大量淘汰能繁母豬——生豬供應減少——豬肉價格上漲。梳理前三輪周期出現的原因，主要推手無外乎是生豬疫病和環保政策。

2007年，牧原股份董事長秦英林就意識到，“豬肉高到一定程度摔下去就更狠”。那時的他已經創業15年，掌握了一定的市場規律，認為豬價的高低不會左右他的情緒起伏。

但他怎么也沒想到，14年后這輪生豬價格的下跌堪稱“史詩級”。許多養豬人都生動詮釋了什么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慘”。

近15年來，中國豬肉市場經歷了三個完整的豬周期，當下的第四輪周期剛剛過半。

第一輪豬周期起始于2006年。那一年，國內爆發了高致病性豬藍耳病，溫氏因對該疫病的迅速反應和有效的防控手段，穩坐“豬王”的頭把交椅。秦英林當時還帶著團隊到溫氏學習技術和經驗。

2010年4月-2015年3月，豬瘟、口蹄疫是造成第二輪豬周期的主要因素，但這兩次生豬疫病并未導致能繁母豬大規模減少。牧原股份還趕在周期的尾聲，在2014年順利上市。創始人秦英林、錢瑛夫婦憑借90億元的總資產，首次成為登上胡潤榜的河南首富。

而發生在2015年3月之后的第三輪豬周期，則是因為《新環保法》的出臺，養豬行業環保監管特別嚴格所致，大量中小豬場退出。像牧原這種大規模養殖的企業畢竟還是少數，個體養殖戶大量存在，他們的污水基本不經處理直接排到河里，不僅危害河里的生物，也讓當地居民苦不堪言。

本輪豬周期始于2018年下半年，非洲豬瘟導致生豬企業能繁母豬非正常性大量死亡，進而破壞了育種體系。當年8月3日，中國在遼寧省沈陽市沈北新區確診了首例非洲豬瘟疫情，傳染來源至今不明。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應對豬瘟的核心防治方式都是“大面積撲殺”，然而其中一半的國家有根除后再次感染的情況。我國的母豬也是從北到南受損嚴重，尤其是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幾個地區，母豬存欄量折損幅度至少在30％以上，嚴重地區甚至超過了50％。

結果就是，豬肉市場供不應求，豬價不斷創造歷史新高。2018年8月，生豬價格在21.96元/公斤，兩年不到，豬價翻倍，漲到了52.96元/公斤。當時浙江還因為不能跨省調運生豬的規定，菜市場一度出現一肉難求的局面。

周期之下，養豬龍頭的位置也很難穩固。

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養豬公司其實是河南的雛鷹農牧。雛鷹的發展路徑與溫氏差不多，都是養雞起家，發展到養豬，并且養豬的模式都是公司加農戶。

2010年，雛鷹在深交所掛牌，上市時市值達到70億元。但后面一系列騷操作，又是投資沙縣小吃，又是搞電競，不務正業。結果到2019年，豬周期正式反彈走高之時，雛鷹農牧卻自己先倒下了，被高達百億的債務拖垮，200萬頭豬被活活餓死，最終不得不宣布破產。

而在牧原股份正式坐上養豬頭把交椅之前，溫氏股份一直扮演著老大哥的角色。這是模式上的優勢，輕資產方便快速擴張。但后來也因為非洲豬瘟的防治問題，溫氏在這一輪周期中遭到重創，被一直堅持重資產模式的牧原股份反超。

不過，不僅僅是溫氏，養豬三巨頭現在的日子都不好過。三季度末，正邦科技資產負債率高達75.23%，處于行業較高水平。而牧原股份、溫氏股份資產負債率分別為57.77%、61.67%。進入本輪豬周期后，越滾越高的負債給企業的未來埋下深雷。

中國農業科學院的研究員有個判斷，疫情沖擊對豬肉價格的影響持續時間較長，至少在20個月后才開始趨于平穩，最長時間達到30個月。

要知道，自1921年非洲豬瘟首次在肯尼亞爆發以來，有公開報道遭遇過非洲豬瘟侵襲的國家多達62個。其中解決最好的巴西，也花了7年才根除。

中國的養豬企業進入規模化發展不過30多年的時間。企業造富的成功故事還是比失敗的多。在經歷了三個完整的“豬周期”后，溫氏、牧原、正邦挨過了豬價的壓力測試，完成了各自公司規模的螺旋上升。

但行業的根本矛盾還是無解，這也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以養豬為代表的農牧行業，本質還是“靠天吃飯”，至少從牧原、溫氏和正邦這二十多年的發展看，企業的命運很難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一不小心容易被拖入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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